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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层控“北上广”人口恐难实现

  一

  北京市长王安顺日前在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报告工作时明确提出,2014年重点任务中排在第一位的是“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”,北京等大城市控制人口的理念早已有之,但将控制人口增长作为全年工作的首要任务,仍引起相当大的波澜。

  北京实行人口数量控制,并非这两年来才有的事。北京是全国所有城市中户籍体系最封闭的城市,甚至不存在上海、广州等城市的“积分入户”政策。

  教育部等四部委在2012年9月宣布允许随迁子女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,到目前,北京成为目前唯一一个没有公布开放“异地高考”时间表的城市。其间缘由,借由子女教育的瓶颈,倒逼在京外来人口回到原籍地,也是北京主政者的一层考虑。

  二

  北京严密的人口控制思路,虽然饱受争议,但这种思路的确契合最高层在人口结构上的“顶层设计”。

 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此后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透露的信息都很明确,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,京沪穗深等一线城市的人口数量调控将更趋严格,户籍管制也会更难松动。

  决策层关于限制大城市人口的政策取向,在坊间引发不少争议。限制大城市的人口流入,有无必要性,有无可行性,成为舆论焦点。

  三

  赞成收紧大城市户籍限制者,核心观点清晰。

  其一,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,导致大城市的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、生活质量下降,使大城市不堪重负。

  其二,可能出现失业率增加,甚至有产生贫民窟的风险,陷入一部分拉美国家和印度的陷阱,并直接影响社会稳定。

  其三,全国的人口和经济资源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,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需求持续旺盛,房价无法得到控制。如印度的孟买,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远逊于京、沪等中国城市,但孟买的房价甚至比京、沪还要更高。

  其四,在中国这样的大国,中西部地区发展仍有相当广阔的空间,中国城市化完全有更多的土地潜力可以在内陆地区挖掘,人口的均衡分配有助于国土在整体上得到更有效率的开发。

  四

  反对前述论点的人,观点同样充分。

  12月19日出版的《南方周末》,在《方舟评论》里发表评论员陈斌的评论《长珠三角容纳一半中国人口又如何?》,旗帜鲜明地指出,“编制大城市人口总量控制的做法屡屡被市场打脸,但仍痴心不改。”

  北京正是这种现象最典型的例子,2003年编制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,而在2010年“六普”时北京人口已接近2000万,也就是说,北京提前10年突破了规划的目标。

  在陈斌看来,“对大城市人口进行总量控制,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。”因而,反对大城市人口控制的最有力的理论观点便是,大城市人口的增长本身就是市场的选择,要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“决定性作用”,就不应当对大城市人口增长横加限制。

  明确把中国城镇化路径之争中的两个派别分为“大城市派”和“中小城市派”。

  社评中这样总结“大城市派”的观点:实践已经证明,主要通过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实现城镇化的思路并不成功。中小城市及城镇致命的缺陷是经济效率偏低,不足以引致产业集聚,难以形成产业配套能力和相应的物流、金融、技术等服务条件。数据表明,倾斜小城镇还会导致土地资源浪费。因此,大城市才是“真方向”。

  五

  支持“大城市化”论者,最典型的论据之一便是日本。东京人口近1300万,超过日本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,东京都市圈人口近3700万,相当于日本全国人口的三成。与之相较,中国聚居在京津唐、长三角、珠三角三个区域的人口总数,还不超过2亿人,只占中国人口总量的不足20%。

  也有分析者指出,中国大城市中心区的实际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也并不算太高。虽然总体而言中国特大城市的密度远远高于欧美国家,但却和多数亚洲国家处于同一量级,北京的城市核心区的密度还低于东京、首尔等城市的同等地段,但东京等城市并没有那么突出的城市病。中国避免大城市的“城市病”,须更多从改善城市规划做起,如果中国城市都能按照合理的人口容量进行规划,完全可以在提高城市人口承载能力的同时改善人居环境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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